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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專一

黃老道家與民間術數——以出土文獻為線索 講座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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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道教之音     作者:曹峰     時間:2018-12-09 15:37:26      繁體中文版     

黃老道家與民間術數——以出土文獻為線索

講座內容摘要

曹峰

2018年11月30日于中央民族大學

第一部分:關于黃老道家的基本認識

黃老道家研究開始興盛是這四十多年來的事情。過去關于黃老道家的認識嚴重不足。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講道家三期,分別為楊朱、老子、莊子,完全不提黃老。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不再提三期,而是分為“《老子》及道家中的《老學》”、“莊子及道家中的莊學”、楊朱放在了“戰國時之“百家之學”(一)楊朱及道家之初起”。也沒有黃老。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說“自從黃老之術侵到道家思想里面,就腐蝕了道家高尚的哲學智慧;猶之乎雜家的思想侵到儒家里面,就把儒家的思想變成漢代的讖緯之學。”方東美是哲學界大師級人物,對黃老的認識竟然如此低下,看了讓人瞠目。在勞思光煌煌四卷本《中國哲學史》中,黃老只占一小節,即第二卷《第一章 漢代哲學》之《第四節 道家思想之肢解》之三《“守柔”與“無為”之技術化——黃老之術》,僅僅一頁而已。黃老在這里首先是正宗道家老莊的肢解,其次只是一種技術而已。這里面其實有很多偏見。到了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應該說為黃老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平臺,因為黃老正好為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提供了極好的研究對象,可惜葛兆光完全無視或者說肢解了這一影響甚大的思潮。只零落地出現在第二編第五節的一個小項“黃帝之學:宇宙、天象之理的推衍和運用”。第三編第二節的兩個小項“秦漢之間黃老之學的不同傾向”、“秦漢之際黃、老之學的批評傾向與離心傾向”。

這種狀況要到了馬王堆漢墓帛書,如馬王堆帛書《老子》卷前古佚書(別稱《黃帝四經》)等出土之后才大為改觀。之后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等新材料中又有相關的內容涌現,黃老之學很快成為一門顯學,出現了數量眾多的論文和一批通論性的著作?,F在大多數的學者都承認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與托名“黃帝”的言論、學說是黃老思想的兩大來源,只是在“黃”、“老”兩大部分孰輕孰重、孰主孰次的問題上有爭議。例如丁原明《黃老學論綱》認為與“黃帝”相關典籍多為假托,“黃學”其實并無其特定的理論體系。曹峰不太贊同這樣的觀點。曹峰的《近年出土黃老道家思想文獻研究》等書籍、《出土文獻視野下的黃老道家研究》等論文,有詳細的論述,可以參看。見天的講座內容,也將證明其的觀點。

曹峰對黃老道家思想的實質與特性做如下概況:

以道家為思想基礎或主干、尤其注重養生與政治、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退可以養生、進可以治國。

具有雜家性質,兼容百家。(參《論六家要旨》“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方法上注重“無為”與“因循”(參《論六家要旨》“虛無為本、因循為用”)

是一種思潮,在戰國秦漢之際廣為流行。影響遠大于老莊道家。也是時代主流。

具有普遍性、為全民接受,具有操作性,發生實際功效。

代表作《文子》:對老子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影響所及:《淮南子》等

代表作《黃帝四經》:強調依據和遵循天道,影響所及:《呂氏春秋》等

黃老之學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時代思想和實用哲學,它不做超越時代的玄遠思辨,高深的理論闡發,注重解決當下的政治問題;它不做間接迂曲的說理,而是直截了當地表示出肯定與否定;它不是某一學派或知識階層的理論探討,而是上至君主下至百姓都明白易懂,可以遵照執行的行動綱領。因此,實用主義特征,具體而言,應用性、實效性(某種角度講是現時性、速效性)、可操作性是其最大特征。

第二部分:“黃”與“老”的關系

黃老道家中,如果黃帝是半壁江山,那么,在這個思想體系中,黃帝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使得這種思想變得宏大、富有活力和可操作性?

黃老道家中,是否存在不同于其他學派的特有的思維模式、文本結構和語言表達方式,如果存在,與黃帝有什么關系?

通過研讀大量出土文獻,結合傳世文獻,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正是通過黃帝這個媒介,為社會普遍遵循的規則、禁忌系統才得以導入其理論系統中,使之既具有現實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權威性。了解了黃帝在黃老道家天道論中的作用與地位,黃老道家之稱謂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依靠了黃帝代表的規則、禁忌系統,從天道到人道才得以眞正落實。黃老思想何以既具有權威性又具有可行性,僅僅從老子思想的角度展開是不夠的,更需要從“黃帝”的側面加以開掘。黃老道家中,以黃帝為代表的資料及其思想其實是重頭,但過去的研究大部分停留于《老子》思想如何走向黃老思想?,F在有了比較充足的資料,可以整理出一個比較系統的線索和完善的框架了。

第三部分:傳世文獻所見黃帝形象的術數色彩

“術數”與“數術”,兩個名詞可以互換。

“術數”的定義:“術”,指方術;”數”,指數理;如陰陽五行生克制化的數理。

因此和天文、歷數、地理、醫學、軍事等一般知識、技術系統有關。

首先這是一種對天地運行的構造及其規律作出認識和判斷的理論,其次這是一種將天地運行的構造及其規律轉化成人間禁忌,從而不得不加以遵守的理論。

所謂“民間術數”,不是說只流行于民間。而是指其普遍性,上至王公、下至百姓普遍接受,是天道的象征。不同于精英(哲學)思想。后世往往變形、淘汰。但在當時卻影響甚大。

從《漢書?藝文志》記載看,除道家類有五種託名黃帝的著作外,還有許多假託黃帝的書籍,其範圍渉及陰陽家、小說家、兵陰陽、天文、曆譜、五行、雜占,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共計十二類二十六種。另外,還有托名黃帝臣之作,和房中、道家、陰陽家、兵陰陽相關?!妒辣尽芳啊峨咉牌呋`?軒轅本紀》所見黃帝的面貌也基本相同。這些書籍的內容反映出共同的傾向,即大都屬于實用的知識和技術,并超越學派、國度,在日常生活起著切實而有效的作用。

黃老之學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上,都帯有禁忌的色彩,對天道、月令、陰陽五行的借用,不僅是將其作為實用的知識與技術運用于現實政治生活中,而且是為了利用這些知識或技術在民間廣泛服從、普遍接受的權威和影響。

假托“黃帝之言”其實也出于同樣的目的,因為“黃帝”在民間正是許多重要知識和技術的發明者與總代表。這些知識和技術及其相關禁忌,我們可以稱之為民間術數。

先看傳世文獻所見黃帝形象的術數色彩,楊儒賓《黃帝與帝堯――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歸納以往學者對黃帝的解釋為四種:一,天神說;二,地祇說;三,始祖說;四,文化英雄說。鐘宗憲《“黃帝”形象與“黃帝學說”的窺測――兼以反省〈黃帝四經〉的若干問題》曾將傳世文獻中的黃帝形象歸納為三類,一,有德的建國始祖形象;二,修道求仙的帝王;三,文化開創的始祖。

如果從宗教、文化的角度考察,綜觀其形象,黃帝首先是以亦神亦人的面目出現,因而可以壟斷通向上帝的管道。許多文獻都提到黃帝創天地,判陰陽。黃帝與“五行”有密切關系。陳麗桂《黃老思想的起源――從黃帝的傳說推測》指出:“先秦兩漢的載籍中,對於五方神帝的排列,從《左傳》郯子論古帝名號開始,下迨《山海經》、《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子》(《天文》、《時則》),甚至《詩?含神霧》、《書?帝命驗》等,都以黃帝爲中央之帝(主神),在五德中屬居中策應的土德,其他各帝都是各司一季、治一方,只有黃帝‘制四方’”。黃帝又被指認為是人類一些最為重要的制度、秩序、文明的創立者,錢穆概括說:“黃帝……上知天文,推測日月星辰的運行,預知四時季節的轉換。中知人事,別男女,異雌雄;制作用具,建造房屋;畜牧鳥獸,化野為馴。下知地利,播百谷,植草木;利用土、石、金、玉”。因此黃帝幾乎就是一位無所不能的大巫師,中國傳統術數的發生幾乎都和他有關,同時他又是用術數治理天下萬物的代表。

通過民間術數的方式黃帝將影響渉及到了日常生活中幾乎所有的方面?,F實生活中,先秦秦漢之際,無論是社會下層,還是社會中上層,小至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大至國家的生產、祭祀、戰爭,都有一套為社會普遍信奉、遵從的規則、禁忌系統,這套系統就可以稱為民間術數。黃老之學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將這些為社會普遍遵循的規則、禁忌系統導入其理論中,使之既具有現實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權威性。由于黃帝在這套規則、禁忌系統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黃帝之言”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其代名詞。

再來看出土文獻所見作為神人的黃帝。在《黃帝四經》的《十六經》及上博楚簡《三德》篇中,上帝和黃帝同時出現,黃帝位于上帝和凡人之間,壟斷通向上帝的管道,代替上帝布政建制,發號施令,而上帝是不言的,僅僅通過各種好的或壞的自然現象來表達其喜怒和賞罰。

在《十六經》及《三德》篇可以發現大量的“毋……”或類似的表達方式,其內容渉及極為廣泛,通過和《三德》篇的對照,我們得知,《黃帝四經》之《稱》篇雖然未出現黃帝的名稱,但一些《三德》篇中以皇后(黃帝)口吻說出的“毋……”或類似的話,在《稱》篇中也能找到,因此,即便《稱》篇中沒有出現黃帝,但仍然和“黃帝之言”相關。

出土文獻所見黃帝也顯示出與“五行”的密切關系,也以制度的創立者出現。黃帝往往與軍事技術、醫療技術聯系在一起,這些技術又上通天道。

我們常說黃老思想有一個重要特點是“推天道以明人事”,這并非空洞的理論,通過“黃帝之言”所傳布的知識和技能,所規定的禁忌和律條,天道才能眞正落到人事之實處,使之具體化為可遵循的一般原理。

黃老思想依頼帯有術數色彩的“黃帝之言”,建立起現實而有效的政治權威與可操作體系,因此這部分內容雖然與老學在原理上密切相關,但有著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我們不能過分強調黃老思想與老學之關系,而輕視黃帝之言,不弄清黃帝之言的來歷、內涵及其作用、價値,是無法眞正理解黃老思想的。

第四部分:“刑名”與術數之關系

“刑名(形名)”一詞,在傳世文獻中,和名家、法家、兵家相關,也和黃老有關?!妒酚?老子韓非列傳》說“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形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刑名”在《黃帝四經》中極為多見,有時也可以反過來稱為“名刑”。 如《道法》篇中有“名刑(形)已定,物自為正”。同時,《黃帝四經》中既有“正名”,也有“恒刑”。筆者以為,在《黃帝四經》中,“名”、“形”在意義上并無實質的差異,兩者間并無主次關系,都可以看作是“規定的位置、應有的形態”?!妒?bull;觀》中出現有“正名修刑”、“正名施刑”,從上下文看,都是頒施法令的意思。

“刑名(形名)”能為名家、法家、兵家、黃老道家四家所用,說明此用詞并非哪一家所特有或獨創,但又具備這四家所共同需求的特質。那就是稽實、定數、審分、別嫌疑、明是非的功能。

在《黃帝四經》中,“執道者”最首要政治任務是審名察形,確定事物究竟處于“正名”還是“倚名”。在從事這項工作時,“執道者”依照道生萬物的順序,首先要考察“無形”、“無名”的狀態。顯然,在政治操作中,“無形”、“無名”指代沒有制度的、無序的狀態。然后從“無名”、“無形”中建立起的“名”、“形”指的正是秩序和規則。

黃老從生成角度講“刑名”的方式,為名家、法家、兵家所沒有。

黃老的“刑名”(或“形名”)來自何處?是否有可能是黃老道家借用了民間術數中的生成理論,或用術數家的表達方式來闡釋自己的理論呢?

値得注意的是,《恒先》、《鹖冠子·環流》在表述方式上和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等術數類文章接近,按前后順序排列宇宙間根本要素的論述方式顯然具有術數的色彩。

馬王堆帛書“物則有形”圖,我們可以想象,象征天圓的中心部位是容納“道”的“心”,象征地方的外側部位是“形名”和“言”,夾在中間的一層是“言”。這個構造有點類似上述《恒先》和《鹖冠子》,都強調“道”在先,“言”和“形”、“名”在后,“道”重要,“言”和“形”、“名”次要。顯然,“道”、“心”和“天”相應,“形”、“名”只能和“地”相匹。有趣的是,在我們今人看來屬于哲學的論述,作者卻借用了術數家常用的式盤來表達。是因為“天地”、“形名”概念和術數天然相關,所以采用式盤呢?還是借用式盤這種術數形式、借用“天地”、“形名”這類術數概念來強調所要表達之思想的神秘性、絶對性、不可抗拒性呢?不得而知,但“形名”與術數之關系、以及作為黃老思想重要概念的“形名”,很可能來自術數卻得到了證明。

我們發現,陰陽術數常以“形名”的名義記載、規定的天地規則和運行之道,往往成為人類必須遵循的禁忌和效法的規范。出土文獻中大量涌現的“日書”、“刑德”類文書,正是陰陽術數的體現。

這類文獻大多采用先描述“形”(各種時空形態),然后為之“名”,最后根據“名”采取相應行動的結構。因此前者是“形”,后者是“名”,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什么樣的因,就有什么樣的結果。例如,“德在木,名曰柖(招)榣(搖)。以〔此〕舉事,眾心大勞,君子介而朝,小人負子以逃。事若已成,天乃見祅,是胃(謂)發筋,先舉事者地削兵弱。”(馬王堆漢墓帛書《刑德》乙篇第四一~四二行)

就是通過星占,確定想象中的神煞所居位置,來為人間政治行動作出判斷。其中“德在木”為“形”, “招搖”為“名”,“以〔此〕舉事”以后部分則是針對人事的禁忌和規范。

因此,這些以“形名”名義建構起來的禁忌和規范,從思維方式上看,能夠刻意簡化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迅速地審名、稽實、定數、明斷是非,提供準確的、可供操作的答案,具有現時性、速效性的特征。從語言表達方式上看,好用明確的、特定的詞匯,語氣干脆簡練、直截明了、多以命令形式出現,體現出不容置疑的權威和自信。因此,筆者以為,“形名”很有可能是一個民間早已流行、耳熟能詳的詞,在陰陽數術類文獻中使用最早,具有很強的實用性。

第五部分:“刑德”與術數之關系

胡文輝《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研究》指出, “刑德”這一組概念本來是屬于政治、社會意義的概念(刑是殺伐之義,德是慶賞之義);以后在陰陽學說的影響下,“刑德”又成為一組陰陽化的概念(刑為陰為殺,德為陽為生);在此基礎上,“刑德”又成為一組術數化的概念,刑、德已經包涵了吉兇宜忌的意味;最后,“刑德”更成為某種占驗方式中的神煞(値神)。

通過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與占書、兵陰陽相關的“刑德”材料大量問世,如馬王堆漢墓帛書《刑德》甲乙丙本、阜陽雙古堆漢簡《刑德》、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歳》篇、《居延新簡》也都有與“刑德”相關內容。

其特征是“刑德”與陰陽五行相結合,加上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十二支神、十二天將、建除、五方、五音、九官、八風等等配成一套十分復雜的系統。

“刑德”的基本原理是同陰陽對應,刑,為月,為陰,為坤,為兇,為禍,為有傷害,為殺罰剝奪;“德”,為日,為陽,為干,為吉,為福,為喜,為有佑助,為慶賜爵賞。當與四時配納時,則春夏為德,秋冬為刑。應該說這就是“刑德”的基本理論,用于占術的“刑德”只是進一步復雜化而已。

與上述基本理論相關的“刑德”在《黃帝四經》中極為常見,它指代賞罰,使這兩種政治行為和天地之陰陽消長、四時變遷結合起來。如《觀》篇有“正之以刑與德”、“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生”、“凡諶(戡)之極,在刑與德”(又見《姓爭》篇)、“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亓(其)當”(又見《姓爭》篇)、“夫并(秉)時以養民功,先德后刑,順于天”?!缎諣帯菲?ldquo;天德皇皇,非刑不行??姡拢┛姡拢┨煨?,非德必頃(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德則無(無)有,昔(措)刑不當。居則無(無)法,動作爽名。是以受亓(其)刑”。

雖然《黃帝四經》中“刑德”不是什么値日的神煞,而是順時的法度,討論更多的是“刑”“德”兩者之平衡關系。但“刑”“德”與吉兇相關,與陰陽相合的觀念,毋庸置疑來自民間術數。只是《黃帝四經》作了提煉升華,揚棄了術數的細節部分。

帯有術數色彩,將“刑德”基本理論施行于政治、軍事實踐的內容,在具黃老道家傾向的傳世文獻中不勝枚舉。

《管子?四時》、《鶡冠子?王鈇》均爲利用陰陽刑德以治民的政治學說?!段究澴?天官》篇的用例,更說明“刑德”理論有僅用之占術者,有用之人事者,用之人事者術數色彩淡一些,兩者雖有區別,但並非毫無關聯。

此外,《黃帝四經》等黃老著作中“陰陽”、“剛柔”、“雌雄”等概念也常見于民間術數,可能也是黃老思想取自民間。

第六部分:黃老文獻中的術數語言特征

術數類書有其不同于一般文獻的非常顯著的語言特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為用詞,術數類書好用吉、福、強、勝、進、順、昌、成、長、久、靜、定、無事;兇、禍、削、弱、敗、退、逆、災、異、亂、殺、戮、誅、滅、殃、怨、病、死、亡、喪、破、毀、壞、損等單字或復合詞來表示結果,帯有咒語傾向。好用“天×”之語表示來自上帝或自然的賞罰。好用“利”、“可以”、 “毋”、“不可”表示宜忌。文中多見“是謂”(或“此謂”、“名曰”、“命曰”、“謂之”等)句式,好用數字歸納。

二為語氣干脆簡練、直截明了、不拖泥帶水,不作冗長的說理,不作文學性的描述,而是告知當下解決的辦法,多作命令形,體現出不容置疑的權威和自信。表現為有因必有果,有什么樣的因必有什么樣的果的思維方式。將相關信息納入其中,便可對號入座。上述用詞特征也正與這種語氣相對應。

在《三德》和《黃帝四經》中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用詞和語氣特征。

通過比較,不難看出,無論在用詞、句式、語氣上,在刻意簡化因果關系,明確提供可操作性答案的思維方式上,還是在現時性、速效性特征上,兩者都極為相似。當然,就現時性、速效性特征而言,具備實用主義特征的法家、兵家也無不如此,但大量吸收術數家表達宜忌、類似咒語的詞語,通過“天之道”、“天常”、“天禮”、“天誅”、“天刑”展現出命定式思維來看,說《三德》、《黃帝四經》的一些篇章表現出了濃厚的術數色彩是不為過的。

第七部分:余言

黃老思想中術數性內容在黃老之學走向衰落之后,去哪里了?可能轉化為一般知識,不再被黃老道家所獨有,例如董仲舒。

與道教的養生之術等方術是否有關?與道教方仙之術的“黃老道”是否有關?

老子的術數化問題。

(黃勝德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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